學術創(chuàng)新是學術研究的根本目標，而一項成果是否真正屬于創(chuàng)新，只有通過一個學術評價過程才能得到確認。但“創(chuàng)新”意味著與眾不同，而“評價”要追求得到公認；公認的東西往往是常識，而創(chuàng)新的東西往往會被看成怪論，所以，學術創(chuàng)新與學術評價之間存在著矛盾。兩者的矛盾如何解決？我的回答是一句一點原創(chuàng)性也沒有的話：“好的”學術評價才能確認“真的”學術創(chuàng)新。

在我看來，真正的學術創(chuàng)新必須滿足以下四個條件：研究者甲對研究對象進行了研究；甲對該對象的研究得到了某成果；該成果超越了甲自己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該成果也超越了他所屬的研究者共同體的伙伴乙和丙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

對應于“真的”學術創(chuàng)新的四個條件，“好的”學術評價，或者倒過來更容易說一些，“不好的”學術評價，有如下特點。第一，實際做研究的是甲，但評價者卻說做這研究的是乙或丙。那種沒有發(fā)現科研論著抄襲作弊或成果署名張冠李戴現象的學術評價，就屬此類。第二，甲對一對象的研究還沒有完成，但評價者卻說他已經做出了成果。那種對實際上是敷衍了事的科研工作給予肯定、甚至高度肯定的學術評價，就屬此類。第三，甲的研究成果其實并沒有超越他原先所做工作，但評價者卻說這項成果是甲的研究工作的一個進步；或者甲的研究成果其實超越了他自己先前的研究，但評價者卻說他并沒有什么進步。那種不了解研究者的研究過程的學術評價，就屬此類。第四，甲的研究成果雖然在他自己的研究過程來說確實是一個進步，但對于同一個學術共同體中的其他成員乙和丙來說，則沒有什么新意，而學術評價者則說該成果具有創(chuàng)新性。或者反過來，甲的研究成果確實超越了整個學術共同體中其他成員的已有工作，但是學術評價者卻說那成果沒有創(chuàng)新性。那種不了解整個學術共同體的研究歷史和研究現狀的學術評價，那種不以對學術共同體的歷史和現狀的了解作為背景和依據的學術評價，就屬此類。

在評價某成果的創(chuàng)新性的時候，要注意在不同的學科和同一學科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創(chuàng)新有非常不同的含義，圍繞創(chuàng)新而達成共識的難度也大不一樣。

同樣叫做“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可以有不同類型，有的認識普遍規(guī)律，說明客觀現象，并為控制對象提供依據；有的整理文獻，或詮釋文本，或解釋行為，并為達成或加強人們的自我理解和彼此理解改善條件。在這些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中，評價標準很不一樣。

同一學科也有不同發(fā)展階段。根據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觀點，典型的科學發(fā)展分為前科學、常規(guī)科學、科學革命、新的常規(guī)科學這樣一些階段。最容易進行學術評價的是在常規(guī)科學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上科學家們受共同的科學范式的支配；但因為這個范式的作用，這個階段上的科學研究成果恰恰不容易有太高程度的原創(chuàng)性?？茖W發(fā)展中最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東西，是作為常規(guī)科學之基礎的科學范式的形成，但新范式要得到公認并成為確定整個科學共同體研究什么問題、如何研究問題的范式，要經歷相當復雜的過程，甚至說它是可遇不可求的，也不太過分。

科學范式在學術研究中地位也與學科類型有關。眾所周知，文史哲學科是最不容易形成公認范式的。由此而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這些領域中最可能出現原創(chuàng)作品，因為這些領域的成果經常是在挑戰(zhàn)一個舊范式，形成一個新范式。另一方面，這些領域的原創(chuàng)性最不容易達成共識，因為在這些領域中，評價標準，尤其是除了文字表述、引文標注等方面的標準之外的實質性的標準，最容易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情況。這同時也意味著，文史哲學科中看上去數量不少的那些范式，很多大概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范式，因為服膺這種“范式”的學者，很可能只限于極少數同行或同學，甚至只有自認為或被認為創(chuàng)立了那個范式的那人自己。

這里幾次提到的“評價標準”，是學術評價的關鍵要素，但不是學術評價的唯一要素。在學術評價中，與評價標準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是評價程序，那就是如何組織評價，如何選擇專家，專家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專家之間出現分歧之后如何設法縮小乃至消除分歧，如何達成決議，當事人如果對此決議有意見的話，應如何提出申訴，這種申訴應如何對待，等等。

無論是評價標準，還是評價程序，都有一個質量問題。學術標準本身固然有一個質量問題，但標準的詮釋和運用也有一個質量問題。很好的標準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詮釋和運用，這樣的現象并不少見。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科學，評價標準要清晰、確定而具有可操作性，很不容易。評價程序的質量在任何情況下都很重要；在評價標準不清晰、不確定、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況下，高質量的評價程序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為它可以盡可能排除評價過程的非學術因素，盡可能加強評價過程的學術基礎，盡可能確保學術評價在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的開放性。這里所說的“開放性”極為重要，限于篇幅這里只能簡單說幾句。與劉少奇的那句千古名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的意思相仿，學術公正的問題有時候也只能靠“好在學問好壞同行們終有公論”這樣的信念來看待。這種信念的依據之一，是學術評價是一個在空間和時間兩方面都具有開放性的過程。這種“開放性”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學者們共同努力，共同為制度建設創(chuàng)造良好的文化條件，共同在已經承諾的制度范圍內心平氣和地擺事實、講道理，共同為克服現有制度的缺陷、提高現有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貢獻智慧。

說到底，無論是學術標準的質量，還是學術程序的質量，都取決于學術共同體的質量。學術共同體的質量不僅決定了現有的學術標準和學術程序的現有質量，而且決定了學術標準和學術程序的未來質量—我們是否真正尊重學術，是否真正尊重自己的學者身份，是否有足夠的誠意和能力來反思、檢討和改進現有的學術標準和學術程序，使之更加公正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