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合早報》3月20日發(fā)表薛理泰題為《阿富汗戰(zhàn)事結束后的新疆》的文章（簡稱薛文），引起了筆者的濃厚興趣。作者提出的阿富汗戰(zhàn)事與中國大西北政治穩(wěn)定的聯(lián)動關系，確實值得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

不過，薛文前后幾番提到的“阿富汗戰(zhàn)事平息之日，可能即新疆烽火連天之時”的推斷，卻讓人感到未免有點危言聳聽。以筆者之見，目前阿富汗戰(zhàn)事的結束，未必就是新疆面臨兵燹之厄的開始，二者之間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理由有二：

一是從歷史上來看，九一一之前的阿富汗，基本上都掌控在塔利班政權手中，其首領奧馬爾甚至與奧薩馬·本拉登的基地組織沆瀣一氣，公開為推動“疆獨”的東突勢力張目撐腰，還專門訓練從事分裂的武裝人員。但即便如此，也絲毫未能撼動新疆的穩(wěn)定局面。

二是且不論北約部隊如何在阿富汗收場，阿富汗的局勢如何發(fā)展本身，就是很大的未知數(shù)。其國內(nèi)的普什圖人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固有矛盾及利益沖突，包括遜尼派的阿富汗與鄰國伊朗什葉派政權的教派宿怨，還有巴基斯坦政權對阿富汗的影響，都會產(chǎn)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屆時阿富汗自顧尚且不暇，遑論騰出手來對偌大的強鄰中國張牙舞爪？

新疆不必然會受外部影響

換言之，有“外軍墳墓”之實力的阿富汗（如薛文所稱“該國武裝力量能夠在境內(nèi)戰(zhàn)勝甚至殲滅任何強國的軍隊”），并不定然就是“外國的夢魘”。

至于薛文提到塔利班政權是新疆境內(nèi)三股勢力的天然盟友，確實也有所依據(jù)，但文中進一步引發(fā)的論述卻有幾處未能讓筆者茍同。首先是新疆境內(nèi)的三股勢力，在中國政府長期嚴陣以待、從未掉以輕心的情況下，并沒有達到公開肆虐于新疆各地的程度。而薛文中所謂“必然為之鼓舞……變得十分驕橫，……以百倍的瘋狂，十倍的出擊頻率，挑戰(zhàn)中國核心的安全利益”之說，似有夸大之嫌。

其次，如“屆時伊朗多半已經(jīng)擁有了核武器，伊斯蘭世界原教旨主義勢力以此為護符，作為新疆境內(nèi)三股勢力的后盾，為之撐腰，從而成為北京的心腹之患”之語，也不夠慎重。因為，文章沒有考慮到伊斯蘭世界的教派分野事實，伊朗和阿富汗的塔利班之間其實非常敵對，僅僅套用“伊斯蘭世界原教旨主義”的名義，將二者在這種制造反華分裂的事情上方鑿圓枘地硬扯在一起，不免有點牽強。

最后，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薛文在文章結尾提出的觀點，即“一旦大西北戰(zhàn)事兵連禍結，或許會把在中國分布最廣的少數(shù)民族回族牽連進來，這就增加了更大的變數(shù)。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中，回族人口僅次于壯族，而且也信仰伊斯蘭教，民族凝聚力特別強。回顧一部中國近代史，假若政治風波牽涉到回族，都不免動搖半壁江山，不能善了”。

這種說法，反映出作者雖系東亞問題專家，但可能是“術業(yè)有專攻”之故，并未見得對中國伊斯蘭教歷史及分布最廣的少數(shù)民族回族有詳盡的了解。

回族愛國貢獻巨大

第一，根據(jù)上世紀90年代和2000年的全國人口統(tǒng)計，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中，回族人口次于壯族和滿族，列居第三位。

第二，如對回族歷史有正確完整的了解，特別對講漢語、長期受中華文明熏染的回族文化心理有所認識的話，是不會得出上述錯誤論斷的。穆圣關于“愛國是伊瑪尼的一部分”之教導，始終被穆斯林視為必須恪守的天職。事實上，每每在中國歷史的重要關節(jié)點上，回族的愛國心理都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以1900年的“庚子之役”而論，面對八國聯(lián)軍的進犯，駐守京城正陽門的甘軍馬福祿及其親屬子侄五人戰(zhàn)死，其弟馬福祥（馬鴻逵之父）和其他回族將領如馬海晏父子則?；适页鼍?，中途馬海晏病死，其子馬麒（馬步芳之父）繼任。甘軍的忠勇甚至引來“秋后算賬”的洋人仇恨，非要追加其罪不可。

再以新疆而論，民國前期，楊增新治理新疆十七年（1911－1928年）堪稱穩(wěn)定，其人利用回族來對付維族的統(tǒng)治手法固然出自歷史上“以夷制夷”的羈縻之術，該手段也難免為后人所詬病，但其中透射出的信息不正說明回族在新疆扮演的是對中華大家庭的向心力作用嗎？

歷史事實也表明，1934年10月剿滅新疆第一個冠名“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正是由回族士兵為主的馬仲英軍隊（時由馬虎山統(tǒng)領）。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回族中從平民到軍人的愛國表現(xiàn)更是可圈可點，不絕于書。所以，薛文關于回族的說法實在欠妥，好似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只依照信仰來劃線站隊，卻罔顧了歷史真實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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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上海市宗教學會秘書長、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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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