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多舉動放在西方企業(yè)身上，便是正常的企業(yè)追求收益和擴張的行為，但中國的國有企業(yè)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中國的企業(yè)家還需要學習更多的收購技巧和藝術

當美國最大的汽車企業(yè)——通用汽車公司宣布進入破產重組，它旗下的各大品牌和資產引得眾多企業(yè)心

動——金融危機的影響展現出又一個側面：企業(yè)并購機會大量涌現。但也正因為是這樣特殊的時機，收購對象所在國政府在種種壓力下，對外來收購者的審查特別謹慎和顧慮重重；許多并購都由政府直接插手干預。

因此，希望通過并購直接進入歐美市場的外國企業(yè)，特別是新興國家的企業(yè)，在面對這樣的難得機遇時，仍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除了諸多經濟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會是一種重要障礙。金融危機促使各國展開“經濟自救”，民族情緒與之伴生，外來的收購者常常會遭遇民眾抵觸。除非是急于將虧損或破產企業(yè)脫手的股東，工會、經營層、競爭對手企業(yè)和消費者，都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反對外來投資者的跨國并購計劃。而重重壓力下的政府，在做是否批準的決定時，平添了不確定性，任何事前的承諾和表態(tài)都不等于最終的結論。

西方各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的國有企業(yè)仍抱有較深的成見

從最近中鋁收購力拓的失利，聯(lián)想到當年中海油收購尤尼科的受挫，中國國有企業(yè)在對外收購時受到的政治和社會阻力特別大。因此，我們的國企不能忽視這樣的政治障礙和當地社會的擔憂。西方各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的國有企業(yè)仍抱有較深的成見，他們的疑慮集中于以下幾方面：國有企業(yè)不同于私有企業(yè)，它們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不能擺脫政府的意志，國企的收購決策本身或許就有政治色彩；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如果成功收購了西方企業(yè)，其未來的經營和定價模式可能都會受中國政府影響；中國企業(yè)的勞動待遇低于西方企業(yè)，工人們擔心未來的勞動條件和保障；經營層則擔心股權易手后自己可能受到的種種掣肘，和經營理念的沖突等。

盡管西方國家也承認，在經歷30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國企在獨立性上有了很大提升，已經接近于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但仍然認為國家控股的企業(yè)本質上還是有別于民營企業(yè)，它的許多重要決策不依市場規(guī)則，而聽命于政府。另一方面，中國國有企業(yè)近些年來的跨國投資和并購集中于能源、重工和機械制造等行業(yè)，由于這些行業(yè)頗為敏感，難免受到所在國政府干預。

綜觀近來的多起并購案，中國企業(yè)大都表現出強烈的對品牌、技術和經營管理能力的渴望。這本屬正常，卻很容易被外國媒體和一些反對力量曲解為對其民族工業(yè)的控制傾向，和“掌控世界生產線的野心”。許多舉動放在西方企業(yè)身上，便是正常的企業(yè)追求收益和擴張的行為，但中國的國有企業(yè)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凡需要通過政府部門審查的并購案，如是中國國有企業(yè)作為收購方，往往不能成功。而中國收購者在報請審批之前已經為談判、協(xié)議和承諾付出了相當大的成本。

諸多政治考慮可以用各種經濟或法律上的理由偽裝

除了關系國家安全的產業(yè)，就形式上看，西方國家對企業(yè)跨國并購和國內并購基本一視同仁，適用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合同法、證券法等，主要調控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惟一與政府直接強行干預相關的法律是反壟斷法。中國企業(yè)往往是某一市場的新進入者，似乎不涉及壟斷問題，但如果中國企業(yè)存在縱向兼并以消除上、下游競爭的可能性，仍然會被以妨礙競爭為由制止。實際上，并購對競爭造成的影響十分復雜，這使得對它的裁判很容易融入政治考慮，而且在諸多經濟標準的掩蓋下不露痕跡。

以反壟斷為例，像波音和麥道這種某一行業(yè)中世界排名前幾位的大企業(yè)之間的并購，盡管肯定提升了壟斷實力，卻仍被美國等國放行。國際政治對跨國并購的影響深重，很難指望發(fā)達國家將本國企業(yè)與外國企業(yè)的競爭利益一視同仁，防止政治化最多只是表面上、程序上的客觀公正，諸多政治考慮可以用各種堂而皇之的經濟或法律上的理由偽裝起來。

并購一旦啟動，收購企業(yè)一般就要投入巨額收購資金，如果被勒令停止并購，或合并后卻要重新分拆，必然損失慘重；而為合并所做的許多工作，如銷售渠道整合、人員異動、市場重新定位、產品革新等，都將引發(fā)巨大的善后處理和花費。特別是跨國并購，單是聘請兩國律師、會計師和稅務精算師的費用，就相當高昂。因此，中國企業(yè)在著手跨國并購時，一定要把政治風險考慮進去。在此金融危機的復雜時期，在看到機遇的同時，更需意識到此時比別的時候都要敏感，以民族主義為名的抵抗力量會更加強大。

盡管國際上開始有呼聲，呼吁“防止并購控制政治化”、“將政治從并購審查中剔除出去”，但收效甚微，金融危機時這樣的呼聲更完全被淡忘了。我們可以一再強調國企如今的市場主體地位，但希望西方國家因此能一視同仁、改變中國國有企業(yè)在跨國并購遭到的“歧視待遇”，事實上相當困難。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經濟學或法學的命題了，而涉及到敏感的政治。當然也并非沒有改善現狀的途徑：如果把國有控股企業(yè)直接對外收購，改成以其下屬的上市公司或參股企業(yè)的名義對外并購，可能會淡化政治色彩。另外，低調的、專業(yè)的審慎態(tài)度，比一擲千金的豪賭和過分的自我炒作更能順利贏得當地社會和民眾的接受。中國的企業(yè)家還需要學習更多的收購技巧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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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貿易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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