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文壇，喧囂紛擾，鬧鬧哄哄，說得好聽一點，是多元；說得難聽一點，是混雜。只有一點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浮躁。在經(jīng)濟利益的驅(qū)使下，一些作家追名逐利，一撥又一撥的所謂“文壇新銳”，有幾個是為了民生民意，為盡一個作家應有的道義和社會責任感而來的呢？在求新求變、時尚先鋒等口號的標榜下，文學已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越來越邊緣化了。難怪現(xiàn)在的文學期刊每況愈下，閱讀圈子日漸萎縮。

最近讀到藍鯨從平面媒體一直紅遍網(wǎng)絡(luò)的一系列短篇小說，如《夜雨》、《楊家阿婆》、《看醫(yī)生》、《熱鬧的小街》、《官司》等，使我眼睛一亮，精神為之一振，品嘗到了久違的原汁原味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

藍鯨的這些小說既無驚險離奇的情節(jié)，也無靚女帥哥的時髦婚戀，從看病、住房、賣瓜到鄰里糾紛，寫的全是生活瑣事。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不論是《看醫(yī)生》中的老母親，《夜雨》中的阿七、《熱鬧的小街》中的丑女，還是《官司》中的余老先生，《楊家阿婆》中的孤老楊老太，都是社會底層中的普通老百姓。說的再透徹一點，如果老百姓中還有強弱之分，那么藍鯨筆下的每一個主要人物，都可以說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的每一篇小說，截取了生活中的一個橫斷面，通過一個人一件事，揭示了我們當今社會的種種不足，以期引起公眾和全社會的關(guān)注。有如參政議政中的一題一議，如《看醫(yī)生》端出的是醫(yī)院中的醫(yī)療問題；《楊家阿婆》反映的是公房改制后的房屋維修問題；《熱鬧的小街》委宛地揭示出了小攤販做生意中的“保護費”問題；《官司》中則又含蓄地點出了年輕女法官在審案過程中因缺乏常識而帶來的不公……總之，每一篇小說都端出一個社會問題，都能引起人的一種思考，一點啟示。

由于藍鯨是以小說形式藝術(shù)地再現(xiàn)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種種弊端，因此他所揭示的種種問題，比那些參政議政的文章更生動、更形象，也更深刻，更令人難忘。其小說充滿著濃郁的生活氣息自不必說，單是那一個個栩栩如生、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如見義勇為、潑辣敢當?shù)慕诸^丑女；巴結(jié)度日、孤老無援的楊家阿婆，老實巴交、本分厚道的余老先生等，就給了人極多的藝術(shù)想象空間。其中的《夜雨》更是匠心獨運，手法杰出。該小說融入了意識流和荒誕派的表現(xiàn)手法，有點類似于馬爾克斯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在不長的篇幅中，把主人公阿七一生的遭遇與痛苦十分精彩地表述了出來。在“半休克狀態(tài)”中的阿七，“腦中唯一思想的是一小包白粉”；在“家徒四壁”的床頭，他胸腔里“一顆黑得爛掉了一半，僅剩下一點點鮮紅顏色的心”，突然破胸而出，掉到地上。阿七居然與那顆在地上“蓬蓬”跳動的心開始了對話。阿七以前接觸過的蘇北小姐、老婆、兒子、高利貸者、老母親，一個個走馬燈似地從腦海走過。在迷糊幻覺的聲音和悲喜中，小說把阿七的下崗、搓麻將、賭博、吸毒和兄弟姐妹爭遺產(chǎn)的種種經(jīng)歷，斷斷續(xù)續(xù)地連成一片，最后孤苦伶仃地死去，給人以無盡的浩嘆，同時也給人以無比深刻的警示。整個作品的謀篇布局，人物層次和心理層次，具有極大的可分析性。許多先鋒派或現(xiàn)代派的作家，多認為現(xiàn)實主義太老了，已經(jīng)過時了，但《夜雨》的作者卻在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的堅實基礎(chǔ)上，滲入了新的創(chuàng)作元素，獲得了極為可喜的成功，把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大大地推進或發(fā)展了一步，展示出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的強有力的生命力！

高爾基曾經(jīng)說過：“知識分子是人民的良心。”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民眾說話，反映民眾的要求和意愿，反映民生疾苦。如同雨果、狄更斯、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馬克·吐溫這些偉大作家一樣，藍鯨小說的人民性也相當鮮明。作者不僅描寫民眾，關(guān)注民生，而且把他的愛、他的同情、他的理解和關(guān)懷，全部傾注在這些“弱勢群體”身上。而這些，正是我們當今許多作家所缺乏和丟失的，也正是我們當今社會和民眾所需求和我們的作家應當重新尋找回來的。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文學歷史的大國。早在《詩經(jīng)》年代，文學就有著采民風、觀得失的功能。從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一直有著反映民生疾苦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仍然涌現(xiàn)出了像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從文等一批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他們關(guān)注民生，都有著一種濃厚的人文精神。哪怕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文壇在春風頻吹下逐漸解凍，無論是被冠以“朦朧詩”的“崛起的詩群”，還是以知青題材為代表的“傷痕文學”，幾乎都是以反映現(xiàn)實，對現(xiàn)實加以反思而得以震動文壇的。也就是說，中國文學的改革開放，最初便是以現(xiàn)實主義的旗幟撞破堅冰、打開通道的。港澳等地甚至把《傷痕》、《天云山傳奇》、《芙蓉鎮(zhèn)》以及一大批知青文學稱為“新現(xiàn)實主義”文學。

然而，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經(jīng)濟大潮的反復沖擊下，以及其他諸種原因，有相當一批作家卻逐漸離開了現(xiàn)實主義。一些人懷揣各種目的跨入文壇，有的只當游戲玩耍，自娛自樂；有的甚至故意惡搞，嘩眾取寵。有一位80后的網(wǎng)絡(luò)作家曾當面向筆者坦言：“我們這些作品真算不上什么文學。要說文學，只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SPAN>

在這樣的境況下，文學失去了其應有的份量。藍鯨民生小說的出現(xiàn)，給了我們一種新的啟示和召喚：社會是個多層次，各層次相互交叉、纏繞的龐大體系，因此，關(guān)注民生，除了政府之外，社會各部門各階層都應當責無旁貸。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更沒有理由視社會民生而不顧！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法再繁多，各種思潮流派再紛呈，現(xiàn)實主義和寫實態(tài)度作為一種最古老最基本的創(chuàng)作方法，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社會民生的緊密“伴侶”，其對民眾的關(guān)愛和對社會文明的推進作用將永遠存在。文學的社會功能不是“孤芳自賞”，而是為了使人民，尤其是為了使那些善良的弱者變得強大起來；使社會生活中的每個人的心靈，變得純凈高尚起來。文學家可以因文學而獲名得利，也可以用文學而游戲娛樂，但他應該永遠記住肩上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用雨果的話來說：“文學有著這個目的：人民。人民，就是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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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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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匯報2010.02.10 版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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