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硬件的迭代升級日新月異，作為軟實力核心議題的城市文化卻仍是軟肋。近年來，北京、天津、重慶、武漢、廣州、蘇州、西安（長安）、溫州等一連串中國城市的名字，成為“某某學”名號的開端，正是對這一情況的回應。在這許多嘗試中，以對海派文化的探討，聲量最大，成果最多，成就最高。本文聚焦海派文化的生成路徑，分三個時段加以梳理，幫助我們更深層次地了解海派文化的起源、演進與繁盛的歷史進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定性研究、起點高、態(tài)度中立

改革開放以后，全國各地區(qū)域特點日趨明顯，各種地域文化競展風采，上海地域文化也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上海在近代以前并無特指的地域文化名稱，于是，人們想到了在20世紀三十四年代轟動一時的京海之爭中的“海派”。

“海派”，自1917年第一次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很快就成為一個廣為流行的名詞。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伊始，“海派”一詞才被上海文化界重新發(fā)掘并為其賦義，產生了“海派文化”一詞。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討論與研究成果由此開始。1984年，黃裳在《瞭望》雜志發(fā)表《榆下雜說：論“海派”》一文，認為“海派自有海派的特點，這是應該加以研究、總結的”。次年，繼續(xù)發(fā)表《敢舉“海派”旗幟，振興上海文化——我的祝賀》一文，再次強調了“海派”的積極性。1985年，何玉麟發(fā)表《縱論“海派”》，首先提出“海派文化”一說。文中將“海派文化”與“海派”并用，認為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文化發(fā)展軌跡中的一個“突峰”與“閃光點”。

1985年，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組織上海市高校、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政府工作部門的專家學者，以及宣傳文化系統(tǒng)的工作者共400多人的研究隊伍，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形成了100多篇、約120萬字的研究論文與調查報告。是年11月，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報》《文匯報》《社會科學》雜志聯(lián)合發(fā)起召開海派文化討論會，申城70余位學者、作家、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等出席，就海派文化的源流、特性，以及如何作評價等問題，開展了熱烈討論。滬上文化界有人借此機會提出“重振海派雄風”“高舉海派旗幟”，引發(fā)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術界對“海派文化”持續(xù)數(shù)年的討論，其中較為有代表性的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有：陳旭麓作《說“海派”》、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熊月之《海派散論》等。這一時期，海派文化的學術研究起點很高，對海派的起源、流變、內涵、定義、評價，以及與近代上海社會關系等諸多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細致深入，其學術之影響力一直延續(xù)至今日。

在這一階段的研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學術界對于“海派”與“海派文化”的態(tài)度相對中性，即肯定其積極性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海派”已是過去。在1985年的學術討論會中，形成了有關對“海派”的評價，認為“對‘海派’和‘京派’貶斥任何一方都是錯誤的。兩種文化都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當互相取長補短。在民族文化發(fā)展過程中，應當允許不同特色的文化方式存在?！睂τ诤Ｅ晌幕那巴?，這一階段的結論也比較客觀，即更加注重于重振上海文化的聲威，認為需要“繼承和發(fā)揚‘海派’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吸取‘京派’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長，克服自己的弊端……創(chuàng)造出具有‘海派’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對于“海派”一詞，陳旭麓認為“海派之名可棄，開新與靈活、多樣的風格卻不可無”。 1998年，“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召開，匯聚了學界、媒體30余人參與，是繼1985年之后第二次較大規(guī)模的討論，會后形成的一致意見是“由于海派文化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不復存在，舊的海派文化隨之消失。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上海文化不宜繼續(xù)依攀‘海派文化’，最好以上海文化名之”。

21世紀初至2014年：探討城市精神，研究具體文化樣態(tài)

進入21世紀后，關于“海派文化”的探討在政策層面主要是圍繞著“城市精神”展開。2000年，上海市開展“面向新世紀的上海人精神”大討論。2003年，上海提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8個字的城市精神。2007年5月，上海城市精神有了新的表述，提出要“與時俱進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終保持艱苦奮斗、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的任務。自此，上海城市精神被表述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

學術層面，“海派文化”的繼續(xù)研究大略從兩個不同路徑切入：

一是史學路徑的學術研究。有關上海城市歷史的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后，早已超越上海，甚至走出國門，成為全球眾多學者共同關注的學術對象，形成了海量成果。據(jù)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書目（1845-2005）》所列，至2005年底，有關上海的文獻，僅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文獻，以及部分海外駐國內機構出版的外文文獻，即多達4092種。學界已有“上海學”的稱謂流行。史學界在研究范式的轉變進程中，有更加關注社會生活史、新文化史的傾向，海派文化的眾多現(xiàn)象都被納入到研究視野之內。代表性成果有《上海通史》《上海外國文化地圖》以及“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等；

二是文學、藝術路徑的學術研究。1989 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之“海派小說”專輯，收入10位小說家及其代表作。文學研究中早有“海派文學”的概念形成。雖然“海派文學”涵意較為含糊，仍有不少描繪上海城市風情為主題的現(xiàn)當代作家會被冠以或自詡為“海派文學”作家，相關的文學探討也就被劃入“海派文學”之列。不限于文學作品，其他如繪畫、音樂、電影、戲曲、曲藝、語言學、服裝、飲食、建筑藝術等文化領域中，海派文化的研究范圍愈加廣博。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指出海派文化已有無所不包、過于泛化的態(tài)勢，值得警惕。

這一階段，隨著研究規(guī)模的擴大，海派文化研究機構與平臺開始涌現(xiàn)，伴隨著2010年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辦，上海的文化聲量再次提升，海派文化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階段。2001年，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2003年中心創(chuàng)辦《海派經濟學》季刊，至今已連續(xù)出版二十年。2002年，上海大學成立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李倫新任首任負責人，中心隸屬文學院，開始定期召開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至2023年已舉辦二十屆，并于會后出版《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同時，該中心組織出版“海派文化叢書”數(shù)十卷，是目前最活躍的海派文化研究機構。同年，由施建偉等創(chuàng)立的《海派文化》報問世，每兩個月一期，每期約4000份，報紙掛靠同濟大學海外華文文學所名下，其間報紙多次參與主辦學術研討會與各種社會活動，并于2019年出版《海浪花開：<海派文化>報選粹》。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以整合各個學科、資源，推陳出新，合力繁榮海派文化為主要目的，成立海派文化研究所，由熊月之任所長。2013年，東華大學成立海派時尚設計及價值創(chuàng)造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2014年，上海大學博物館開放，致力于海派文化、上海方言文化的收藏、展示、研究和教育，同年，博物館加掛了海派文化博物館的牌子。

這一階段的研究更著重于推進各種具體海派文化形式的深入探討，豐富海派文化的內容。“海派文化叢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該叢書通過數(shù)十個不同的主題，試圖勾勒出海派文化的全貌，使人充分看到了海派文化的豐富性。此外，《海派文化的十大經典流變》《海派文化概覽》也是這一階段有代表性的著作，均是對海派文化具體內容的刻畫。但這一時期相較于前一階段，綜合性的、定性的研究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具體文化樣態(tài)的研究，在批判性、思辨性與思想深度上，研究成果的質量明顯不及前一階段。

2015年至今：配合政策，研究規(guī)模、影響力提升

2015年底開始，“海派文化”正式見諸官方文件，在“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中，上海提出要“傳承中華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華、弘揚海派文化品格，著力提升核心價值觀感召力、理論成果說服力、宣傳輿論影響力、文化產業(yè)競爭力，基本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2017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舉行學習討論會，提出“全力打響上海服務、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并指出“豐富的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要用好用足”，將海派文化作為“上海文化”品牌的內涵之一，擺在和紅色文化、江南文化并列的位置。2021年1月，在“十四五”規(guī)劃中，明確提出“大力傳播和弘揚紅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同年7月，在《全力打響“上海文化”品牌 深化建設社會主義國際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中，提出“在海派文化傳播提升中彰顯‘上海文化’品牌建設聚力匯智作用”，并規(guī)劃了一系列有助于傳播海派文化的專項行動。

在這一系列的政策號召下，海派文化研究規(guī)模與社會影響力再次提升。除前述之機構與人員外，2017年，上海市虹口區(qū)四川北路公園內成立海派文化中心，是以促進海派文化創(chuàng)新傳承為使命的公共文化平臺，舉辦免費展覽活動向市民公開。同年，以傳播海派文化為特色的文化項目“海浪花講壇”創(chuàng)立，2022年度“海浪花講壇”落地長寧區(qū)圖書館。2023年，上海師范大學與徐匯區(qū)共建的“新時代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延續(xù)了上一時期的特點，學理性的研究減少，針對具體文化內容的論述增多，研究之間形成對話的可能性繼續(xù)降低，而更多將重心放在闡釋并論證政策文件精神之上。這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為17卷本“海派文化地圖”叢書的出版，該叢書由上海市政協(xié)以及各區(qū)政協(xié)組織編寫，以上海16個區(qū)的海派文化特色資源和代表人物為核心內容，其價值在于具體文化形式的展示。在眾多論述中，亦有接續(xù)上個世紀對海派文化的綜合性研究。代表性作品，如《海派文化新論》，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歷史研究所學人共同書寫，論及了海派文化的歷史流變與時代構建，以及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等核心議題，與政策呼應緊密；郭驥修訂自他博士學位論文的《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借助了文獻數(shù)字化的東風，主要依靠《申報》等近代報刊，從海派文化的概念、形成、發(fā)展、特征、轉型等角度論述近代時期海派文化的種種面向，對于海派文化研究繼續(xù)有所推進。

據(jù)筆者不完全的統(tǒng)計，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22年底，與“海派文化”直接相關的圖書640種，理論文章1537篇。從時間趨勢上來看，研究規(guī)模呈現(xiàn)逐階段上升的態(tài)勢，尤其是2000年之后，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數(shù)量呈爆發(fā)式增長。但即便如此，“海派文化”時至今日其定義還是言人人殊，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海派文化新論》書中認為，海派文化在生成模式上與傳統(tǒng)儒家文化、西方啟蒙運動完全不同，它并不是由某一階層或群體先提出“海派”的口號才得以普及的文化形態(tài)，相反，它是在無自覺無領袖的狀態(tài)下自然生發(fā)的，市民階層比文化精英們更早地接受并參與創(chuàng)造了海派文化，之后才引發(fā)學者們研究的興趣，可以說，對于海派文化的研究始終處于一種“文化追認”的狀態(tài)中。

來源：澎湃新聞，2024-05-01

作者：徐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劉雅媛，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