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是中國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1929年，顧頡剛到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后，對《尚書》研究傾注了巨大心力，并從《尚書·禹貢》篇發(fā)現(xiàn)諸多古代地理相關問題，隨后在北大和燕大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程。1934年初與譚其驤等人開始籌備“禹貢學會”，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培養(yǎng)了一代歷史地理學人才，由此正式創(chuàng)立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地理學。

實際上，顧頡剛的歷史地理學思想早在1926年出版的《吳歌甲集》中就有所體現(xiàn)，尤其是他在輯錄吳地歌謠之外對歷史人文地理的關注和地名沿革的考證。他在《禹貢》發(fā)刊詞中為禹貢學會制定計劃，除了撰寫中國地理沿革史、繪制科學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纂內容精詳?shù)臍v史地名詞典、詳備地整理歷代地理志外，還提到要對地理史籍中零散的文化史料、經濟史料、移民史料進行研究，這些旨趣都在《吳歌甲集》中有所體現(xiàn)。

當時，胡適、沈兼士、俞平伯、錢玄同四人分別為《吳歌甲集》作序，他們大多從方言的文學及方言本身進行評介，肯定了《吳歌甲集》以地域為標準搜集方言民歌有助于對地域文化的保留，胡適更是稱其為“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因此，目前學界對《吳歌甲集》的研究大多是從民俗學、民間文學等角度來討論。但細觀該書的命名、分類、注釋、考證、序文、附錄等，其中的歷史地理學色彩不容忽視。顧頡剛本人曾說，“常有人稱我為歌謠專家。這種不期之譽我很不愿承受”。他在后來的《古史辨·自序》中也講到：“我的研究歌謠是有所為而為的……我只想把歌謠作我的歷史研究的輔助?！?/span>

在顧頡剛看來，歌謠最具歷史性和民族性，歌謠蘊含的文化是既歷經多朝累積，又具有區(qū)域民族特色的文化，而這兩方面正是歷史地理學的精髓所在。在《吳歌甲集》中，顧頡剛通過對地域文化進行梳理、論證，通過將歌謠等納入“新國學”和“新文化”，試圖重塑中國文化正統(tǒng)。這與他強調的注重民眾主體性的國史重構思想是一致的。

吳歌是他了解當時江南與周邊地區(qū)民間文化的一扇窗口。他將吳歌分為兒童、農工游民、鄉(xiāng)村婦女、閨閣婦女的歌以及雜歌五類，這幾類人群的吟唱，從各自角度反映了民間風貌和江南文化。其中鄉(xiāng)村婦女的歌幾乎都是以愛情為主題，風格天真直落，閨閣婦女的歌謠對人情世故刻畫得十分細致，比如希望夫婿科第得官。兩相比較，風格迥異。而農工游民男子的歌則兼具豪邁與滑稽。顧頡剛通過對歌謠創(chuàng)作人群身份、社會處境甚至心理的分析進行分類，展現(xiàn)了吳地城鄉(xiāng)的日常生活、社會關系、觀念信仰、自然生態(tài)、物產民俗等。

胡適認為《吳歌甲集》是“道地”的方言文學?！暗赖亍币辉~，很能形容《吳歌甲集》的區(qū)域性和本土性?！秴歉杓准纷畛趺麨椤秴怯浼洝?，沈兼士在其序文中講到關于“吳”的不同意見。起初他反對用“吳”，認為應該用“蘇州”，他認為不應該用廣狹異域界限不清的古國命名現(xiàn)代的歌謠。顧頡剛則認為這些歌謠不僅僅是從蘇州城里搜集而來，“蘇州”二字當時只是吳縣境內的一個市名，并不能籠罩別的市鄉(xiāng)，而實際上歌謠搜集范圍涉及了無錫縣的蕩口、吳縣和昆山縣各半的甪直等多地。他認為沿太湖地區(qū)雖然在政治區(qū)域上是劃斷的，但在風俗、生活、言語上都不應分割，歌謠與方言等文化要素也不能以行政區(qū)劃來區(qū)分。顧頡剛在追溯吳歌歷史時舉例“白鳧歌”“白纻歌”。吳地出“纻”，而江南水鄉(xiāng)多鳧鷺，由此可見吳歌對于地域環(huán)境的直觀反映。

1928年，顧頡剛在《民俗》雜志上發(fā)表《蘇州的歌謠》，其中講到吳的地域是變化的，或為國，或為郡。1936年又發(fā)表專文《吳歌小史》，對吳歌的地域進行了專門的考證。蘇州由于被改稱吳縣才引起人們對吳歌流行地域的誤解，真正的吳歌區(qū)域包括了“說江浙話的區(qū)域”，即江蘇東南部和浙江西北部。此外，他還根據《水經注》《通典》記載，結合歷史上吳地政區(qū)地理、地名的演變得出“三吳”大致是指“自長江以南、自浙以西”的區(qū)域。

顧頡剛認為最早的《詩經》只收集了當時中原和江漢的國風，吳越楚都沒有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可能跟當時的方言有關。自漢代以來，正史地理志中都有風俗篇的記載，《漢書·地理志》被認為是最早以“地理”為名的著作，卷末有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就是講西漢版圖內區(qū)域劃分與民俗風物，其中有少量關于吳地的風俗?！秴歉杓准窂浹a了民歌搜集空間上的吳地缺憾，也擴充了地域風俗文化的內容。據錢玄同在序言中說，繼《吳歌甲集》之后，出現(xiàn)了臺靜農的《淮南民歌》、章直覺的《南陽民曲選》、宮璧成的《北京平民歌謠》等。

顧頡剛對《吳歌甲集》進行校注時，不但對照前人的研究，而且從地理學的角度審視歌曲中方言、曲調、所涉習俗和文化現(xiàn)象的演變。在附錄一《寫歌雜記》中，歷史上地域人群的流動所帶來的文化傳播現(xiàn)象成為解釋吳歌中文化分異的主要思路之一。他注意到，《玉美針》這首民歌，后來讀“玉”為“女”，他由此推斷這首歌是從北方傳來?！皸盍堑们嗲唷笔菗P州小調，他聯(lián)想到《吳歌甲集》搜集時揚州等蘇北地區(qū)的人口出現(xiàn)向江南遷移的趨勢，因此認為吳地的民歌出現(xiàn)揚州小調也是有可能的。歷史上蘇州移民也曾進入蘇北地區(qū)，影響蘇北、皖北的江淮官話區(qū)域。而目光向南，蘇州與同屬吳地的上海及周邊地區(qū)在近代以降更是頻繁互動、相互影響。

此外，顧頡剛將一些吳歌的內容、意境、流行地域與《詩經》相較，推其源流。這也為后來他的孟姜女研究構建“歷史”和“地理”的雙重坐標打下基礎。各地流傳的民間故事中如何體現(xiàn)地方性的微觀史實的演變，文化現(xiàn)象在地域空間和不同歷史時期如何流變，這些正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思想的精髓。

來源：文匯報，日期：2025-04-27

作者：陳云霞，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