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視頻的大規(guī)模攝制及其數字化升級改造，借助日新月異的網絡媒體廣泛傳播，成為在維持大屠殺記憶進程中“與時間賽跑”的關鍵。

真人大小、可視、可對話的幸存者三維全息圖像，即“新多維見證者”，已引入多個紀念館和教育機構。

自20世紀末以來，大屠殺記憶面臨一個無法阻擋和逆轉的現(xiàn)實：親歷幸存者加速消逝。于是，積極利用新興的數字化信息技術制作、保存和開發(fā)利用幸存者的“見證”，成為維持大屠殺記憶權威性、原真性的替代而悄然興起，進而蔚然成風。

在戰(zhàn)后西方的大屠殺記憶文化中，歷史遺址和幸存者是記憶權威性的主要依托。參觀暴行發(fā)生地的紀念遺址和場館，與幸存者個人接觸交流，似乎有助于訪客對歷史事件產生某種程度的“在場”和“原真”的感知。但歐美在試圖保持大屠殺記憶原真性時面臨不同的處境：歐洲可以將種族滅絕發(fā)生的眾多“創(chuàng)傷之地”作為大屠殺記憶原真性的堅實依托，而遠離大屠殺發(fā)生地的美國（以及以色列）更加依賴幸存者群體。

由于經歷過大屠殺這種極端事態(tài)，幸存者在西方被視為承載著關于人性和道德的獨特見識，被公眾賦予某種救世的使命。涉及幸存者的各種題材，受到美國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維持了公眾對大屠殺記憶的興趣和熱度。

記憶的保存和展現(xiàn)：

從“見證”視頻到“新多維見證者”

錄制視頻“見證”是一種20世紀末以來新興的保存和推廣大屠殺記憶的方式。從1979年開始，耶魯大學啟動了“福特諾夫視頻檔案”項目，開始錄制大屠殺幸存者“見證”視頻。到1999年，該項目共錄制了4400份“見證”視頻，在經過一定的分類和編輯后，再提供給各類學校用于教學。

更大規(guī)模的視頻檔案項目由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推動。有感于幸存者正在不可避免、不可阻擋地老去，斯皮爾伯格在拍攝完《辛德勒的名單》后開始“與時間賽跑”，于1994年建立了“大屠殺視覺歷史和教育基金會”（Shoah Foundation，以下簡稱SF），啟動了“視覺歷史檔案”項目，訪談幸存者并制作“見證”視頻。在運用數字技術收集、保存和傳播幸存者視頻“見證”中，該機構引領風氣之先。

從一開始，項目就為錄制幸存者“見證”制定了細致的規(guī)程，使招募、錄制、記錄保存、剪輯等整個流程中的各個步驟都被標準化。訪談前，訪談者和攝制者會拿到操作細節(jié)，并做好功課，使幸存者的回憶能順暢開展，訪談不會淪為問答。為避免干擾幸存者講述記憶，訪談期間，幸存者的家人不可以留在現(xiàn)場。此后訪談組會對其家人作附加訪談，輯要編入視頻。在完成視頻制作后，專業(yè)團隊對這些成果進行分類和編碼。隨著攝制技術的進步，新世紀以來，項目訪談采用更加先進的三維全息技術，高清視頻呈現(xiàn)的幸存者“見證”高度貼近現(xiàn)實；同時還有幸存者紀錄片和教育光碟對外發(fā)行。

從1994年到2000年，項目錄制了5.1萬幸存者的高清訪談視頻，訪談對象來自56國，使用32種語言。從2013年開始，錄制對象擴展到其他大規(guī)模暴行的幸存者。2014年至2019年，SF與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合作，錄制近百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見證”視頻，并將之納入其視覺歷史檔案庫，向全球開放在線閱覽。迄今為止，項目已經為納粹大屠殺以及其他暴行的幸存者錄制了5.9萬份“見證”視頻。

隨著網絡和數字技術飛速發(fā)展，SF開始對視頻格式進行數字化改造，將視頻檔案上傳公共網絡；2002年開始向教研機構開放在線訂閱服務。2009年又啟動面向中學的IWitness項目并設立相應網站，傳授中學師生視頻編輯技術，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將視頻檔案用于歷史教學。學生們還可以參與一年一度的IWitness視頻編輯競賽。

“見證”視頻的大規(guī)模攝制及其數字化升級改造，借助日新月異的網絡媒體廣泛傳播，由此在美國蔚然成風，成為在維持大屠殺記憶進程中“與時間賽跑”的關鍵。視覺檔案項目也因此引領記憶和“見證”文化的風氣之先。包括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直面歷史和我們自己”、伊利諾伊大屠殺紀念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世界各地的許多大屠殺教育和研究組織紛紛與之開展合作，實現(xiàn)資源共享。由此，視頻檔案和“見證”蔚然成風，數字和傳媒技術在歷史記憶和教育實踐中與時俱進。

在2006年SF并入南加州大學，成立“南加州大學大屠殺基金會”（USCSF）后，USCSF利用該校的自然語言理解新技術，開始制作真人大小、可視的幸存者三維全息圖像，即“新多維見證者”，使參觀者可以通過麥克風直接與它們開展即時對話互動，詢問幸存者的生活經歷；2017年以來還為不少紀念館和大屠殺教育機構提供此類新多維見證者。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就在這一年引入了第一位說普通話的新多維見證者。

新世紀以來，伊利諾伊大屠殺紀念館在運用數字傳媒技術方面走到了前沿。近年，該館也積極制作“見證”視頻，作為網上展覽，并在2017年引入多位新多維見證者。2022年1月，該館還將兩部獲獎影片上線展覽。這兩部影片都采用前衛(wèi)的虛擬現(xiàn)實技術，以360度、3D方式展示集中營遺址，并由幸存者做導游講述大屠殺期間他們在這些遺址的經歷。

致力于以“權威”“原真”方式塑造社會記憶的建制派大屠殺紀念機構，如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等，傳統(tǒng)上更加注重人際互動，更傾向于基于模擬技術的教育工具。但在互聯(lián)網快速擴展并全方位滲入社會生活的情況下，建制派組織也紛紛建立各自的網站，將各種類型的檔案以及展覽內容上網，供公眾遠程登錄檢索和瀏覽。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的實踐在建制派大屠殺紀念機構中頗有代表性。該中心設在洛杉磯的“寬容紀念館”專設多媒體中心，訪客可以通過中心的電腦或數字觸摸屏瀏覽相關頁面；網民也可遠程瀏覽網站。不過，該館網站呈現(xiàn)內容的方式仍較為傳統(tǒng)，采用常規(guī)的百科全書式分類呈現(xiàn)大屠殺歷史。

數字化時代大屠殺記憶爭奪的關鍵戰(zhàn)場：

社交媒體

對于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其在青年一代生活中廣泛的影響，建制派大屠殺紀念和教育機構則呈現(xiàn)出矛盾的態(tài)度。

一方面，全球日益增長的數字化教育和生活環(huán)境驅使它們轉向社交媒體，在主要社交媒體設立專門的頁面，已經成為這些機構的標配。2009年10月，波蘭的奧斯維辛紀念館成為全球第一個設立臉書頁面的大屠殺紀念和教育機構。到2017年，該頁面就有近30萬用戶加入。美國大屠殺紀念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等機構也紛紛跟上，在主要社交媒體設立頁面并吸引大量用戶加入。2016年，美國大屠殺紀念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期間，通過臉書播出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歷史，吸引了15萬人觀看。該館種族滅絕預防中心也積極通過油管、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推動種族滅絕預防。

2020年暴發(fā)的新冠疫情進一步驅使這些機構努力發(fā)掘社交媒體維系大屠殺記憶的潛力，紛紛將復雜的數字技術和在線資源轉移到社交媒體平臺，將之作為首選記憶空間。社交媒體成為虛擬大屠殺紀念的流行平臺?！安毮俊甭犠C、虛擬導覽、數字視頻、視頻日記、互動照片系列和虛擬紀念館等多種形式的數字化紀念和分享完善了數字領域中的大屠殺記憶。視聽媒體在完善新冠時代的數字化記憶中尤其發(fā)揮了核心作用，基于圖像和移動圖像的社交媒體平臺（如油管、臉書、TikTok等）在其中的影響尤其重要。在疫情暴發(fā)前，紀念館主要使用社交媒體作為傳播其收藏的數字化檔案和視覺內容的平臺，而現(xiàn)在則嘗試將既定的紀念形式和媒體格式過渡和轉變?yōu)樯缃幻襟w環(huán)境的新形式，努力在社會隔離時期在大屠殺紀念場所營造一種存在感。即使疫情過后，“矚目”和其他數字視頻通訊工具也繼續(xù)作為與幸存者會面的平臺。通過“增強現(xiàn)實”應用程序或基于地理標記的自助游，疫情前后的社交媒體已經成為鏈接大屠殺記憶的紀念空間。

另一方面，建制派大屠殺紀念和教育機構對社交媒體等新興數字技術媒體也不乏顧慮。2000年，國際大屠殺記憶聯(lián)盟對時興的社交媒體就持保留態(tài)度。社交媒體即時互動、個體化、非中心化、娛樂化的特征，與建制派機構保持大屠殺記憶文化嚴肅性和權威性的目標顯然存在差異。迄今為止，大屠殺記憶文化仍與社交媒體中流行的大眾娛樂文化范式保持一定距離，可能導致任意重寫、虛構歷史的大屠殺題材網絡游戲尤其受質疑。盡管游戲是青少年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但這些機構對游戲、主題公園等娛樂化方式仍顧慮重重。

此外，由于西方社會政治嚴重極化，社交媒體還往往成為美式自由民主種種病癥的放大器，成為不同社會政治群體相互之間表達憎恨言論的重要平臺。帶有否定大屠殺、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傾向的相關言論，也往往借助社交媒體大行其道。由此，社交媒體成為大屠殺記憶組織反擊種種扭曲、濫用乃至否定大屠殺歷史記憶的重要戰(zhàn)場。

數字技術革命會幫助人類實現(xiàn)“穿越”嗎

個體和集體記住什么，怎樣記憶，部分依賴于快速變化的技術及相關的社會—技術實踐。人類相繼經歷了語言革命、書寫革命、電訊革命，并在當代進入了數字革命時代。計算機、網絡、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等相關數字技術媒體的迅猛發(fā)展和普及，快速替代基于模擬技術的媒體，全方位地滲入甚至主導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代信息技術革命以及相應的社會實踐，已經成為推動人類記憶塑造進程的最重要的科技動力。人類記憶由實體記憶、自主記憶和本土記憶轉向數字記憶、合作記憶和全球記憶，進入一個以數字化、全球化為核心特征的4.0時代。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不僅提供了一種傳播集體記憶的新渠道，打破了大眾媒體所建立的統(tǒng)一性和權威性體系，還顛覆了大眾媒體時代的單向傳播模式，形成了群體成員間立體傳播、即時互動的新傳播模式。

但即使幸存者后裔不再承擔記憶塑造者的角色，技術的進步仍將為包括大屠殺在內的記憶塑造和傳播提供日益便捷精巧的“義肢”，并為通常顯得枯干晦暗的“文化記憶”更多地保留“溝通記憶”所包含的原真性情感質素。

虛擬現(xiàn)實、增強現(xiàn)實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fā)展，將進一步改變人類社會記憶塑造的進程和方式。高度仿真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幸存者，或將幫助人類進一步打破過去和當下之間的時空阻隔而實現(xiàn)“穿越”。

來源：文匯報，日期：2025-08-17

作者：汪舒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